我的经济学

摘要：谈起近年来国内房价的上涨，有两个观点常常进入视野。其一是利用供求来说话，认为房价上涨是供不应求的结果，并进一步断言房价还将进一步上涨。其二是所谓“投机有功论”，认为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可以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并以此为根据为房地产投机作论证。 我想说的是，投机有功论实际上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不同的市场条件下投机行为将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若仅从理论层面来考虑，国内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很可能恰恰起到了加剧房价波动的作用。我在这里拿房地产市场作例子，并不是要解释房价的波动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是要说明投机有功论不能用来为某些“投机”开脱罪责。　查看全文

摘要：我给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新开设了一门专业课——“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这门课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介绍哪些内容等等问题，我都还没有成熟的想法。这个大纲是我的一些不成熟想法的结果，它是否合适，需要做哪些调整，还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一步的考虑。之所以把这个不成熟的想法先放出来，我是希望它也能够获得更多的人的检验。大纲中略去了参考文献，是因为其中有大部分对于国内的普通人来说是很难找到的。如果有哪位朋友对这些文献感兴趣，可以从陈学明、张志孚主编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名著提要·中卷》（重庆出版社，1997）开始入手，按图索骥，顺藤摸瓜，即可列出大部分参考文献。　查看全文

我在《俺的一点经济学牢骚》里曾经提到，有许多争论往往存在一个怪现象，那就是争论的双方（也许是三方乃至多方），连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各方如何理解这一关键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于是大家开始各说各话，争论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这个问题是我遭遇到的最郁闷的问题之一，因此就产生了写点儿什么的想法。这个想法落到实处，就成了这个语词梳理系列。

我在这个系列中所要做的工作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所出现的一些概念作出一番解释。当然，我自己认为，这些解释符合马克思的原义；当然，我也明白，我的这些解释很可能会有人不同意。但是这至少为争论规定了一个大致范围，那就是，要明确理论分歧究竟在哪里，首先应当搞清楚是否理论所涉及的那些概念就有分歧。如果问题出在对作为基础的概念的理解之上，那么首先就应当厘清概念的含义；在对概念有了一致的理解之后，才能够说在理论上有没有什么分歧。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或经济学（economics）

首先想到的是“政治经济学”这个词。目前，这个词在很多情况下专指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是谈不上什么对错之分的，但若不了解这个概念的原本意义及其涵义的变迁，那就很容易造成误解。例如，有人会误以为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政治，或者是在分析经济问题时要考虑政治因素，如此等等。

政治经济学这个语词自诞生起到现在，其内涵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最初，这个概念指的是对国家经济的管理；后来，它又包含了经济运行本身的规律；再往后，自马克思发表《资本论》之后，政治经济学逐渐转变为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的专指名称；直到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又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一般认为，法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孟克莱田（An. IOynebe MontCretien）1615年在他的小册子——《献给国王及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中最早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个词。当然对这一观点也有异议，比方说金（King，1948）曾说，图尔奎特(turquet)在1611年就已经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个词。但不管怎么说，重商主义首创了这个词大概可以被确认无疑了。换句话说，重商主义之前是没有政治经济学的，那时候只有经济学。

经济学，古希腊早已有之。从词源分析，economics最初指的是家政管理，是指奴隶主们对自己的庄园进行管理的一门学问。后来，这个词的含义慢慢演变为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及管理规则的含义。孟克莱田在小册子中为了表达与经济学原本意义所不同的内容，加上了“政治”这个修饰语，用来表示它是国王管理整个国家经济的一问学问。换句话说，经济学的原本意义是家政管理，而政治经济学的原本意义是对国家经济的管理。应当注意的一点是，政治经济学中虽然用到了“政治”这个词，但它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狭义的“政治”（比如说政治斗争，比如说讲政治）是完全不同的；这里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和国家、社会这些词是一个含义，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指的是国家的经济学（即国家的经济管理），社会的经济学（即社会的经济管理）。

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进展，使得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重商主义的主张是政府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出口限制进口，以使货币（贵金属）流入本国，从而增进本国的财富，因而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从诞生之始就强烈地包含有国家的经济管理这样的内容。重商主义逐渐没落，古典经济学开始兴盛，在经济学流派更迭的背后，则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思路和分析方法的转换。重商主义把心思全部用在了国家如何管理经济的问题之上，而古典经济学则开始对经济管理背后的某些东西产生了兴趣。于是，古典经济学研究了劳动和分工，研究了财富的增长，研究了位于社会经济运行的背后并且支配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最终的结论，仍然要归结到国家的管理政策（只不过从重商主义的干预政策转向了自由放任政策），但在分析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中，古典经济学显然更加关注经济运行规律本身。

经济学的研究思路，逐渐从对国家经济管理的直接关注，转向对经济运行规律的分析；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也逐渐扬弃了原先“经济管理”的内涵，开始体现出“经济运行规律”的内涵。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评价甚高的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本质规律，即剩余价值的规律。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要务，是要分析隐藏在纷繁的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这种规律有两个层次。其一，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运行有着某些相同的东西，这些共同的规律，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可以被称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各社会形态下共同的规律，而不是某社会形态下所特有的规律。这里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当代经济学从资源的稀缺性入手而得到的整个微观经济学体系，不能被视为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范例，其原因在于：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在稀缺性的前提下，在理性人的假说下，在市场体制的背景下，使得整个社会达到一般均衡（所有市场都均衡，所有个体都最优）的那一组最优价格解。换句话说，即使我们承认稀缺性和理性人是每个社会都共有的前提条件，但无论如何，完善的市场体制只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特征，而不是各个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特征。因此，微观经济学不能被看作是广义政治经济学。接下来的一个推论是，微观经济学，或者更进一步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不能被用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然而，有些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却从来也不说；有些人完全没有认识这一点，却跟着别人乱说。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形态中最优的，是“自然的”体制，是“永恒的”体制。这就显得庸俗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后来的经济学称为庸俗经济学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二，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不同的规律，对某一社会形态下的经济规律的研究，就是该社会形态下的政治经济学，因此，对某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当集中在使这一社会形态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那些特有规律的研究之上。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因而他把目光集中在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特征之上。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所独有的基本特征，就是劳动采取了价值的形式。我以为，这一特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商品生产，即一切产品都要拿到社会中去交换，单个生产者的产品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才能获得其价值，因而生产这些产品所耗费的劳动也就表现为价值；第二层含义是劳动力成为商品，那些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由于无法单独从事生产获得收入，因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挣取工资，那些拥有生产资料较多的人们，由于可以通过雇佣他人进行生产并获得利润收入，因而可以减少自己的劳动甚至完全不劳动，于是出现了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劳动力成为商品。在马克思看来，第二层含义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主要任务，也正是从劳动力成为商品出发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

如果同样用政治经济学来称呼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那么在这里可以明显得看到，这一称谓的内涵本身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理论有着推翻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等等一系列政策主张，但是其经济学理论就是理论，并不涉及任何经济管理的含义。换言之，政治经济学这个语词，到了马克思这里，已经完全脱离了经济管理的含义，而转化为经济运行规律的代名词了。

或许有人会质疑我上面的这种说法，认为当代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代表）同样分析的是经济运行规律。这个说法当然是没错的，但我想说的还不止这些。到马克思为止，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完全转化为经济运行规律的代名词，但规律有着不同的层次和表现。从什么样的视角出发，在什么样的抽象层次上去研究经济规律，这是一个问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他研究经济问题的原因时曾说：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是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这段文字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分析对象。他的经济学，不是单纯的分析经济运行的规律，而是要在经济运行规律中寻求对诸如“法的关系”、“国家的形式”等问题的理解。换句话说，现实的经济运行、价格与商品供求之间的直观联系、商品交换直接体现的物与物的关系等等，并不是马克思要研究的对象。他要研究的，是这些现实背后的整个社会运行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对“市民社会”解剖。

马克思分析的对象不是单纯的经济运行规律，而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这一点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关键所在。如果有人指责，马克思的经济学没有具体的分析价格决定，没有解决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型，没有考虑稀缺性和人们面对稀缺性的最优化选择等等，那么他就是没有搞清楚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分析对象。马克思的目标是解剖市民社会。具体地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纷纷攘攘的社会中生活，面对无穷无尽的问题做出自己的选择，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了一个看似杂乱无章却又各安其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诸如法律、政治、思想意识、社会传统等等一系列问题，究竟是怎样决定的，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其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又是什么，这些特征在什么意义上和怎样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运行过程，以及最后，什么因素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溃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才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所要关注的重点。就像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在《资本论》中所要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应当注意，这一问题是马克思所独有的。其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换言之，雇佣劳动的方式，是马克思的分析的根本对象。这种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存在，它在历史上的表现有哪些，它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抽象的理论分析，如何转化为现实的具体的社会表象等等，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要集中回答的问题。当代经济学并不关注这些问题，它关注的是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运行，这种运行的机制是什么（这一点与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抽象的层次上和角度上有所区别），稀缺性和最大化行为规则如何选择最优，这种机制会出现什么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体制的范围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等等，是当代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学与当代经济学在研究的出发点和视角方面的这种区别，是导致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迥然相异的理论体系的关键所在。

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者，很多人会选择坚持其中的一种而坚决反对另外的一种。有人选择坚持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且反对西方经济学，有人选择坚持西方经济学并且反对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我看来，这两种思路都是偏颇的。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告诉人们什么是该坚持的，什么是该反对的——尽管它可能有这种功能，而是要在不同的体系中寻求共同的东西和解析不同的东西，它们为什么是相同的，为什么是不同的，其原因何在，其适用范围何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理论，这些才是对待两种理论体系的合适的态度。赵汀阳在《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说道：“值得思考的问题都生长于价值观‘之间’而不是‘之上’”。对待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样也应当如此。

我已经表明了，当政治经济学被用来指称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时，这个概念实际上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完全集中于经济运行规律这个问题之上；其二，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把经济运行规律本身又划分出了不同的层次和视角，而马克思的视角，则是把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还原到人类发展历史中去，从历史的角度去考查使得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相异的那些本质特征。这两者使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甚至导致了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被西方经济学界弃用。

或许是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影响实在是过于巨大，亦或是因为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本身包含了“政治”这个修饰语，使得它不得不考虑像国家、社会这样的角度，总之，在马克思之后不久，政治经济学这一用法就发生了转变。学者们开始放弃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名称，转而使用经济学这个名称。使用经济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的好处之一是：由于政治经济学中“政治”这个修饰语，往往意味着国家、社会、总体这样的涵义，而一谈到国家、社会，又总是与总体的生产方式、历史等内涵脱不开钩。换句话说，一谈到政治经济学，人们想到的，不仅仅有经济运行规律，恐怕还会有社会总体运行、社会历史发展等内容，而后者恰恰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而且社会历史发展这个词，恐怕还会引起进一步的联想：当前的社会和此前的社会有何不同，当前的社会与此后的社会有何不同。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本身的“自然性”、“永恒性”就遭到了潜在的质疑。或许是因为这种种原因，当然也或许是因为自边际效用学派诞生兴盛之后，经济学研究开始集中关注从个人选择出发到社会均衡的决定之间的过程，学者们不约而同的弃用了政治这个修饰语，转而直接使用“经济学”这个语词。

至此，经济学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它原本的含义是“家政管理”，由于政治经济学内涵的一系列变化，到人们重新使用经济学这个概念的时候，经济学的内涵已经转变成为单纯的“经济规律”的含义了。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从个人的行为选择到实现社会一般均衡之间的过程，这一点从微观经济学的体系结构上既可看到。这个过程完全没有任何社会的和历史的因素，有的只是个人的行为选择。个人行为选择没有任何制度前提：只是由于稀缺性，个人才需要去选择；只是由于理性人假说，个人才有了进行选择的标准。但是，这种选择的（隐含的）制度前提是平等和自由：平等，在进行经济交往时，每一个人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他们都只是作为经济物品的所有者而发生交往；自由，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经济物品拥有完全的自由的权利，他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物品，只要他的选择不影响其他人的经济利益。这两点，正是市场机制赖以存在的关键，也正是使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此前的一切社会形态所不同的关键，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最基本的伦理原则。

实际上，所谓的经济学，往往指的是不包含社会历史因素，无道德评价因素的单纯的经济规律。这一点从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分上就可以看到。这里我想声明但不去分析的一个观点是，无道德评价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选择无道德评价，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评价；选择一种研究视角，本身也是一个道德评价；甚至，有些时候，选择一个研究课题而不是另一个研究课题，本身也包含着道德评价。比如说，选择以个人为出发点而不是以社会为出发点，可能意味着在潜意识中个人先于社会决定的判断，而它就是一个伦理判断（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

经济学的这种内涵，到目前为止已经为一些学者所认识。在他们看来，经济学研究单纯的经济规律，并不能涵盖经济运行的全部影响，经济运行不仅影响到经济本身，可能对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法律等等造成深远的影响，而这些问题在经济学中很少得到分析。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又重新得到了重视。一些人开始认为，经济分析不仅仅要考虑纯粹的经济运行，还要考虑诸如制度、法律、文化等问题，因此他们把自己的分析称作是对社会的经济分析，或者对经济的社会分析，或者就叫做政治经济学。当然，为了与以往的和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相区别，他们把这种研究称作新政治经济学。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经济学，最早的含义指的是奴隶主的“家政管理”；重商主义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个语词，是为了把“国家（或社会）的经济管理”同家政管理相区别；古典经济学家们对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使得政治经济学一词的内涵转向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完全分离了经济规律与经济管理的含义，从物质生活决定社会形态的角度研究“社会经济运行规律”；从边际效用学派开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涵的两个方面，前者被经济学分析所接受，而后者被经济学分析所抛弃，因而经济学这个语词重新得到使用；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使得经济运行的社会问题重新被纳入经济学分析的视野，从而政治经济学这个语词，重新得到了使用。

转引一篇新语丝上的文章

救救这些孩子吧

北京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　程曜

　　清华大学关心学生的老同事，希望我能对清华学生的学习，写一些具体的看
法。因为我刚从台湾过来，对一些在中国内地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不会视若无
睹。的确，内地学生的行为和欧美甚至港台学生的行为，大大的不相同。我们虽
然不忍苛责，但是我们还是得认真研究，作为时代的见证。学生就像一面镜子，
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优秀的学生可以先知先觉，在这个大变化的时代领先群
伦，改变社会现状。在全世界的瞩目下，中国和平崛起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同其时，全世界也正注视着这些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能耐，
来面对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们当然理解，年轻人个人的问题，随着年纪的增长，
一定会适当解决。而该思考的是，清华里学生的特殊现象，以及普遍不正常的行
为。我们在国外一流大学的学生身上，都能见到那种与众不同的行为。甚至是一
种被鼓励的傲慢和自大。到了中国，这种精英似的我慢轻狂，往往混合着更多瓦
解的道德观。到处都是无神、无政府、无信仰的无头苍蝇。

　　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显著的问题就是混乱的价值观。改革开放之后，沿海的
区域发达了，大量吸收内陆的人力，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不劳而获的机会。只要
占住了重要的位置，挡住别人前进，多少都可以获得一些利益。我们可以在清华
大门口的街上，看到有些对红灯视若无睹的清华学生，一对对牵着小手闯红灯，
悠哉悠哉漫游过街，可以让百辆车子紧急刹车而不以为意。难道这就是我们要训
练的新中国一流大学生吗？ 2003年夏天我回台湾时，遇到了我的老师刘达中教
授和作家陈映真。他们都问了我一个相同的问题“中国的中产阶级形成了吗？”
我的回答如下，城市里的中国人有钱了，他们很注意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但是
要他们为公众利益付出一丁点儿，他们就不愿意了。当这些人没一点共识，没有
一点共同价值观时，我们如何称之为中产阶级呢？这种中产阶级如果兴起，只能
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万万无法代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再回到被惯坏的清华
学生身上，他们一样具有全世界中产阶级斤斤计较的特性，却又不肯好好学习。
总以为考上了清华，就能当总书记了。只要稳扎稳打，不犯大错，总有一天能飞
黄腾达。知识的殿堂，不再尊重知识，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耻辱。

　　我们在这里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有些学生不要知识。大
部份学生上课的时候，只留意老师放了什么资讯，可能要考什么。很少理会一堂
课内所教的内容之间的关联性。这件事非常容易证明，只要上课明白说出的一句
话，好像会考，他们就会回答。如果需要综合两句话的推理思考，他们就不知所
措。即使心里明白，也不敢把心里明白的事情写下，或者尽量写的模棱两可，多
拿一点分数。如果不给公式，学生不会算，也不敢推导公式。这样子的态度，不
正是明证。他们上课，不理会老师推导公式的思路，大都死记最后公式的结果。
上学期我上完光学，考试第一题如下：“如果你的近视眼很严重，不戴眼镜能看
清楚显微镜的影像吗？” 这样的问题，一百个修课的学生内，有一半以上的学
生不会答，还有四分之一答错。这个问题，起码清楚表现了两件事：一、课本里
没有的他们不会；二、他们不看显微镜，也不看望远镜，只会使用全自动对焦的
照相机。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不过有一点我确定，他们不会将上课的知识应用
到日常生活上。这些知识只是用来考试，让他们踏进大学之门。剩下百分之二十
五的学生之中，才有一些是愿意知道，喜欢知道的人。上个世纪美国著名的教育
哲学家杜威，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概念。我思考这句话三十年，回到祖国后，突然
发现中国的现状和一百多年前的美国非常类似。当年的美国，被欧洲人瞧不起，
认为美国人没有文化。虽然教育水准低落，却有欣欣向荣的活力。杜威说生活即
教育，让美国的教育和实际结合起来，也去除欧式教育中的矫揉造作。中国的现
代教育，应该吸取这个宝贵的意见。事实上，杜威为胡适的老师，正是胡适当年
在大陆宣扬杜威的教育观，延续到台湾。而我回祖国后，见到学生的问题，似乎
又回到胡适在北京的时代，一百年来没有多大的改变。

　　学生们不敢问问题。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理解这个现象。当然，我们在台
湾对这个现象并不陌生。可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们听一些演讲，如果授课老师
不在场，他们喜欢在同学面前大放厥词，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往往不知道，问的
问题和演讲有任何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问问题。一、
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二、怕在老师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影响分数；三、再
次验证学生对知识不感兴趣。知识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妆饰、和一个自己都不相
信的模糊记忆。竟然有学生辅导员对新生说，你们尽量背，考完就忘记掉，不然
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课程。清华大学怎么能让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扮演大人的角色，
在学生内部流传一些不入流也不正确的观念，培养了一群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

　　清华的学生还有一个特色。正是因为当年高分考进清华，受到了很大的奖励，
从此就对分数特别感兴趣。学生之间，以分数作为一切评价标准，有了高分就高
人一等。拿不到高分就去修更多的学分，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拿不到高分。甚至有
大学三年半修了一百八十多学分的例子，平均一个学期二十六个学分。这样的学
生，往往对所修习过的课程一无所知。清华大学应该降低必修学分，严格把关控
制品质。前些日子，我亲耳听到一位北大附中的老师说，现在四月正忙，过几个
月学生进了大学就好了，只要交钱就能毕业。言下之意，大学教育不如高中教育
辛苦。我想，这个看法在学生之间是普遍的，念高中比念大学辛苦。有的学生不
但不认真念书，还敢来恐吓老师。我就碰到几个例子，找了教委来学校关说。清
华大学严进宽出，已经是有名的了。六四之后，学校怕学生闹事，多少有点政治
紧学业松。这件事再不倒过来做，抓紧学业放松政治，明显和经济崛起的中国发
展方向背道而驰。中国放松人民币汇率和管制，已经箭在弦上，是多久才能完善
银行体系的问题，是能忍受多少关税报复才开放的问题。只开放人民的口袋，不
开放人民的脑袋。成吗？中国共产党应该有更大的自信，经济发达后，中产阶级
检查自己口袋和堵车的时间，远比思考的时间多。就算是八国联军再来犯，不到
廊坊已经堵在津京高速路上，进不了北京的。学生也是一样，花脑筋赚钱的时间，
远比思考的时间多。学生已经没有政治的热情了，学校不必太担心，应该好好的
抓学业。混文凭不该毕业的，千万不要妥协，尤其是研究生。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喜欢动手。不但千方百计逃避动手，还会去耻笑动手
的同学。作为老师的我，千方百计的强迫他们动手，甚至不惜以退学要胁这些学
生。我必须承认，即使这样，仍然所获不多，或者面临损坏设备的风险。我们发
现，学生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不动手。背后的原因往往很简单，除了考试，他们几
乎什么都不会动手。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形而上观念，根深
蒂固。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很多老师也不知道如何动手，由小学到大学一路因循
下来。再者，现代的电脑普及，又有很多网路新贵产生。这种弄不坏、不必负责
任的玩具，反而给了他们很大的动力。还有，动手的分数通常不好评价，老师会
送分。学生花很大劲学习动手，不如一个计算所得数字的成本效益高。老师不重
视动手评价，学生当然不会重视动手。系里和老师的研究室里，没有摆满手册和
厂商零件目录，学生当然除了玩软的不能玩硬的。学生最常找的不动手理由，就
是设备不够好或者没有设备。我们发现，最好的设备给他们，他们也不用，更何
况让他们自己建造设备和修设备。最好的创新科研，绝对没有配套的设备。往往
在设备不足的情况，才能激发想像力，开发出前所未有的科研方向。国外学校经
常有一些竞赛，鼓励学生在有限的资源下，把所学知识运用来创造新的小发明。
我们不也是该认真地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释放学生的想像力和能量。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问学生，当光照到物质上，多少时间之内光电子会被释
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一起回答：一个纳秒。这件事让我吃惊万分，他们可以由
一个老师或某本教科书上得到错的答案，完全不思考这个答案的荒谬性，和教学
的内容完全不一致。上学期在期末考时，我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科学方法，物
理学和你所就读的学科方法，有何不同？竟然有一个生物系的学生回答，物理有
很多要背，生物也有很多要背，非常不容易同时记住。我宁可相信他在和我开玩
笑，不然我如何自处，到底是怎么教的。中文的教科书有几个大弊病，略举两点
如下：一，不与时俱进，不能不断再版，更正错误和更新知识；二，没有良好的
索引和参考文献，学生学完之后，无法一辈子用来翻阅。学生宁可花钱买手机、
电脑和配件，不肯花钱买一本好书珍藏，太令人失望了。好的外文教科书，都有
中文翻译本，但是这些翻译本的再版往往更不上时代。在中文教科书完善之前，
我们只能大量使用外文书籍，而且减少学生使用翻译本的可能性。

　　如果大家不认为，上面列举的现象是我捏造的。不免要问，中国该何去何从？
这些清华的大学生像是会考试的文盲，不但对知识不感兴趣，对文化也十分陌生。
虽然可以随时琅琅上口一些专有名词，似乎学习了很多。但细究之下会发现，他
们就像文化大革命里的样板戏，架势十足好看，内容简单易懂，却不深刻。我必
须要说，这不只是清华大学一个学校的责任而以，应该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我
必须呼吁大家来救救这些孩子，把他们的思想紧箍咒拿掉，让他们开始思考。我
们不能再纵容这些自以为是的清华学生。要让他们知道，如果不能够创造更进步
的文明社会，就不配走出清华大门。要让他们知道，再聪明的人，也需要严格的
锻炼。要让他们知道，世界不只是海淀清华园，而是五大洋五大洲。

2005-4-23
国共再度和谈之前写于清华园 

(XYS2005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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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的一点经济学牢骚

（一）引言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俺颇有点犹豫。因为这个题目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当前的社会风潮是崇尚西方经济学理论，而贬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俺争论过的朋友都知道，俺是赞同马克思的。俺不敢肯定的是，和俺争论过的朋友知不知道，俺也是赞同西方经济学的。希望俺的这个态度不会被人误认为是墙头草，因为俺既不是毫无保留的赞同政治经济学，也不是毫无保留的赞同西方经济学。

 

然而，在俺看来，现在的社会风潮对西方经济学的崇拜有点儿到了迷信的程度，这个就是俺不赞同的了。所以说，俺的这个贴子或许有点儿不合时宜。不过，说俺不合时宜，俺可以接受。不仅可以接受，还颇有点沾沾自喜。俺一向认为，学术研究的精神就是不崇上，不从众。不崇上就是不崇拜权威，不从众就是不随大流。俺觉得，你要是说俺不合时宜，反倒象是在夸俺了似的。也许会有朋友说俺不知天高地厚。对于这一点，俺虽然不大愿意接受，但大概也不会感到难过。因为俺是不是天高地厚，是要看分析的过程和结果的，而不是哪一个人说是俺就是的。

 

俺首先要声明的是，俺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西方经济学。相反，俺倒是觉得西方经济学一般来讲是无比正确的（注1）。当然这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接受经济人假说，西方经济学建立在经济人假说基础之上的一系列理论，都表现出了无比的逻辑正确性。俺既然承认了这一点，那俺对西方经济学的牢骚也就不是那些具体的理论，而是作为这些理论的前提条件的经济人假说。俺觉得，经济人假说仅仅是一个假说而已，可现在痴迷西方经济学的人们，非要把这个假说当真，这个俺就有点儿搞不懂了。具体的问题待会儿再说。

 

（二）基础

俺要说明的是，俺在这儿只拿微观经济学说事儿。长久以来，很多人一直认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两张皮，各说各的，互不相干。甚至有很多人因此指责宏观经济学不合理，搞得八九十年代国外一直在给宏观经济学建立微观基础。直到现在，好象这事儿还没算完。究竟这微观基础搞得怎么样了，俺也搞不清楚。不过这倒是说明，微观经济学看起来比宏观经济学更能代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那俺就只说微观经济学，先从微观经济学的框架说起。

 

全部微观经济学实际上就说了三件事儿。其一是产品市场的局部均衡，其二是要素市场的局部均衡，其三是一般均衡。如果有朋友说，微观经济学里还有企业理论、产权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等，那俺要说，这些不在俺的考虑范围之内。俺考虑的，是从马歇尔那儿传下来的框架结构，而不是后来又加进去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其他玩意儿。当然俺不是说这些理论是错误的，俺说的是，这些应该算做是经济学的新进展，很多东西还没有定型。所以俺暂时不考虑。

 

在说产品市场局部均衡的时候，微观经济学对消费者行为进行分析，利用无差异曲线和收入预算线的切点均衡推导出了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然后把所有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横向相加，就得到了市场需求曲线；对生产者行为进行分析，利用生产理论、成本理论，最后在市场结构理论里推导出了单个生产者的供给曲线，然后把所有生产者的供给曲线横向相加（注2），就得到了市场供给曲线。于是，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得到产品市场的局部均衡。

在说要素市场局部均衡的时候，微观经济学对生产者行为进行分析，得出了要素需求派生于产品市场的需求，于是要素需求取决于生产者的行为选择；对消费者行为进行了分析，同样利用无差异曲线，建立了劳动时间配置模型和跨期选择理论，分别得出了劳动的供给曲线和资本的供给曲线。俺在这儿不提自然资源，是因为自然资源在西方经济学里没那么重要，连生产函数Y=F(K,L)里都没它什么事儿。

在说一般均衡的时候，微观经济学把两个生产者的要素选择放在一起，形成了生产的埃奇沃思盒状图，然后得到了生产的一般均衡；把两个消费者的产品选择放在一起，形成了交换的埃奇沃思盒状图，因而得到了交换的一般均衡。然后把从生产盒状图得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交换的盒状图放在一块儿，就得到了生产和交换的一般均衡。

 

啰嗦了这么多，俺就是为了要说明，微观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其实就是建立在对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和对生产者的生产选择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就是建立在对个人的经济行为选择的分析之上的。虽然俺是想调侃一把经济学，可时不时的也得装一把严肃：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个体的行为选择对整个市场均衡的决定过程，而经济个体的行为选择，则是遵循着“经济人”假说的原则进行的。这是俺对整个微观经济学所做的总体结论。如果各位不反对俺的这个观点，那就可以接着看下面的批判了；如果有哪位朋友说俺说的都是胡说八道，那就请你先指出俺哪一点说得不对。

 

俺之所以先从微观经济学的框架结构说起，就是为了各位在拍板儿砖的时候能够有的放矢。这样做，是给大家的讨论定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俺所理解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框架。如果你同意俺上面说的对微观经济学的这种理解，那么咱们的讨论就可以进入下面俺对它的批判上去了；如果你不同意俺上面说的这种理解，那么咱们的讨论还是得先停留在这个位置，先讨论一下微观经济学的框架结构是不是俺所理解的这样。

 

在这儿俺想插一句题外话。理论上的争论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双方对同一理论有相同的理解，然后在这个相同的理解上争论理论是否正确；第二个层次是双方对同一理论有不同的理解，那就必须首先对这一理论应该如何理解进行争论。这也是俺在和很多朋友争论政治经济学理论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他们总是和俺争论说政治经济学是错误的，而俺首先想知道的是，他们理解的政治经济学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俺看来，如果不了解双方对同一个理论的理解是不是一致，那么争论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很多朋友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上来就争论这个理论是不是对的，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各说各话。这种争论俺见多了，没发现有哪位指出过里边的这个问题。所以俺现在先把它提出来，那些认为俺说的不对的朋友，你至少要让俺知道，俺到底不对在哪里：是对微观经济学的这个理解还是后边的批判。闲话少说，俺还是进入下面的批判。

 

 

（三）批判之一：假说？假说！

俺再重复一遍俺对微观经济学的认识：它说的其实就是个人的“最大化”选择如何决定整个市场均衡的过程。这里的最大化选择被叫做“经济人”假说，也叫“理性人”假说，还有人叫“最大化”假说，其实都是一个意思，用经济学的话来讲就是个人总是在约束条件下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事儿。这样，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人是不是追求最大化，追求的是什么最大化；其二，这里的约束条件指的是什么。

 

之所以称它是经济人“假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俺最早见这个词儿是在复习考研，自学经济学说史的时候，在教科书上见到说那时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而这一天性就是人的理性（注3）。记得好象后来在哪里曾见到过原文，算是得到了确证。然而这个论断也没谁能设计个实验去证明，既然没办法证明，不象经济的其他理论那样可以来个因为所以，要不然就列个式子计算一下，所以也就被称作是假说而不是理论了。

 

既然是假说，那俺就对它宽容一点。本来俺没打算找它什么事儿，可后来发现有点不对劲儿了。好象接受西方经济学的朋友几乎都完全接受了这个假说，丝毫看不到它的问题所在。这个俺本来也能接受。毕竟这是人家自己的事儿。只要不拿着这个假说到处蒙事儿，你接不接受它，发觉没发觉它存在的问题和俺也没什么关系。然而不，凡是接受了这个假说的朋友都把它当作是不能变动的真理，然后用这个“真理”作基础和俺争论。这个时候俺就有点坐不住了。本来叫它假说的意思就是要贴上个“不正确”或者“有可能不正确”的标签，告诉大家，对这个东西要小心，虽然俺在用它，可它不那么牢靠，千万别把它当回事儿。可现在倒好，人们不仅把它当了回事儿，而且是大大的当了回事儿。于是，假说变成了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成了批判政治经济学错误的标准了。

曾经被许多人奉为偶像的张五常大师就曾经说过，他可以用一句话驳倒马克思，这句话就是“人是自私的”。可俺总觉得张大师的这句话怎么这么不讲道理。本来张大师要是说“现在的人都是自私的”，俺好象也找不出什么例子来反驳它，于是只好承认人心不古，跟着大发一通感慨。可人家张大师不这么说，他说的是凡是人都是自私的，这个俺就觉得靠不大住了。你要是说这个结论是经验的总结，那俺要说，你就是见到100万个自私的人，见到100亿个自私的人，你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因为这个论断说的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人，还有那些现在还没出生的所有人，都是自私的。你凭什么这么说呢？因此俺想，张大师的这个论断，大概不是经验的判断，而是有着理论证明的，大概这个理论证明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假说。

然而之所以称它是经济人“假说”，就是说它没有得到过证明，可张大师怎么就能从这个没有证明的假说出发，论证出“凡是人都是自私的”呢？俺不过是个小人物，始终也没什么机会去请教他老人家为什么。但是据俺所知，建国之后对云贵地区的考察中发现，当地一些少数民族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当时的一大惊人发现是，在这些社会形态很原始的部落中，居民根本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你要问他，这个东东是谁的，他不会回答说是他的，而是回答说是“俺们大伙儿的”。要是说人都是自私的，那么这些个原始部落的人可根本没有“私”的概念，他怎么就是自私的呢？如果有朋友说，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条件，财产还不够多，只要财产多起来，他们就有私有财产和部落财产的区别，他们就一定是自私的了。这个说法俺承认，而且会说，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恰好说过，财产的私有制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财产多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人们发现自己占有财产和部落共同占有财产是不同的，因此私有制才出现了。这个叫做私有制的起源，恩格斯有本书就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可是，既然私有制不是从上帝造人开始就有的，那张大师凭什么说人都是自私的呢？毕竟还有那么一个阶段，人没有“私”的概念。

 

先不说这个假说的几层含意，俺先说一说这个假说本身。本来叫它假说也就得了，俺也就郁闷地认了，可经济学的发展让人怎么看它怎么像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真理。再举个例子，张大师曾经讲过他自己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他博士班综合考试的时候，大师的老师（叫什么俺已经记不起了）问了大师一个问题，是“需求曲线为什么向下倾斜”，大师昂然答道：“因为人的行为就是那样的”。本来俺以为这只是一个假说，可张大师说这话的意思似乎是一定是“那样的”。这就让俺迷惑了好久：究竟它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说呢？还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然而，科学上的事儿，一到“放诸四海皆准”，就有点儿靠不大住。

 

有一位叫卡尔·波普的，写了一系列的东西来论证什么是科学。他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的意义不在于它是正确的，而在于它有可能是错误的。当然这句话并非他的原话，而是俺对他的理论的总结。后来他的理论被称作是“证伪主义”。俺理解，他的理论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任何一个科学理论总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原来的理论就不再正确了；那些没有适用范围，或者适用范围无限的东西，不是科学，而是宗教。说到这儿，俺想声明一点俺的态度。如果有人告诉俺说，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条条框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俺会毫不犹豫地对他说，bullshit；可如果要有人跟俺说西方经济学的那些条条框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俺同样也会毫不犹豫地对他说，bullshit。其二是，要想证明一个东西是科学，那就得找出这个东西在什么范围内才正确，在什么范围下就不正确了，或者说要找出这个科学的界限（恰好波普的一本书就叫做科学的界限）。波普的证伪主义，连张大师也是大加赞赏的。在《佃农理论》里，张大师最为得意的就是他在第八章里对自己的理论的证伪。由于提出的证伪的条件无法满足，因此张大师宣称，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那经济人假说似乎就不大靠得住，张大师在博士班综合考试里的回答也就不大靠得住。这就要把经济人假说的几层意思分开来看了。那咱就回过头来说这个假说的含意。

 

（四）批判之二：理性！理性？

逐渐地，见诸报端的关于这个假说的文章多了起来，当然大多是批判，不然怎么显得作者自己水平高人一等？直到最近在几本杂志上还见到所谓的这个假说的深化。大致说来，这个假说的意思有三种：一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个俺还勉强能够接受；二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这个俺就完全不懂了；第三种意思是近十几年才出现的，称为“有限理性”，意思是说人不是完全理性的，从结果看也会犯错误，但是就算是这种错误的选择也是当时的条件下最大化的选择，到了这一层含义，俺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微观经济学在这儿纯粹是胡说八道。连带着前面两层意思俺也不太相信了。

 

如果说，经济人假说说的是个人总是选择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或者就说是收入最大化的行为，凡是没有遵循这一原则出发的行为选择都不是经济行为，那么好，俺对此大致没什么意见。似乎经济学原来也是这么去解释的。可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怎么算？消费者在商品选择中对比的不是两种商品带来的收入，消费品是要用掉的，是要花钱的，哪里还有的什么收入。于是经济学解释说这个地方是个例外，因为消费者对比的是两种商品的效用。那么好，俺虽然对这个解释有点儿不满，但将就着也能接受了。不过只此一处例外，再有例外俺可就不接受了。即使只此一处例外，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也已经不那么牢靠了。本来经济人指的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在这里已经变成了追求效用最大化。不过俺一般来说还比较宽容，存在那么一处两处解释不了的例外俺也能接受。不是有一个叫什么“不完备性定理”，说的就是一个理论体系总有那么一处两处是这个理论体系解释不了的问题吗？俺对付着也就承认微观经济学是一个完美的体系了。

 

可是不！西方经济学非要把这一处也给解决了不可。于是“经济人”变成了“理性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变成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等到了这一层意思，俺可就完全看不懂了。什么叫自身的效用？经济学说那是个体对选择（或物品或行为）的主观评价。可主观评价本来就是说不准的玩意儿，又怎么才能算最大化呢？经济学告诉俺说，你买了个苹果是不？你为什么没买个梨呀？你肯定觉得苹果比梨更好吃不是？这不就结了，你选择了对你来说效用最大化的东东，那就是苹果。俺一阵晕乎，总觉得有哪点儿不对劲儿，迷瞪了半天又问：“那是不是只要俺自愿做出的行为，都是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呢？”经济学吭吭哧哧地回答说：“是啊，要不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选择呢？”然后俺又问：“要是俺选择自虐呢？”这回经济学倒是回答得很快：“你自虐不也是因为你喜欢么？也是效用最大化呀。”

这回俺是彻底糊涂了。如果任何一种自愿行为都是效用最大化行为，那么偷盗是效用最大化吗？贪污是效用最大化吗？杀人是效用最大化吗？强奸是效用最大化吗？如果这些都是效用最大化，那么哪一种自愿行为不是效用最大化呢？

 

问题还不止于此。即使行为是不自愿的，俺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在一种强大外力干扰下的自愿行为啊。比如有人对俺说，你今天一天不能去吃饭，否则就死啦死啦的。俺迫于这种死啦死啦的压力，只好选择饿一天。这个行为不是自愿的，但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在（吃饭，被枪毙）和（饿一天，活下去）这样两种选择中做出的自愿选择呀。

 

问题还可以再深入一步。如果有人左手拿着一个苹果，右手拎着五个苹果，然后问俺：“你想要左手的选择，还是右手的选择？”俺回答说：“俺是比阿甘还阿甘的阿甘，俺是三分之阿甘。俺要左手的一个苹果，不要右手的五个苹果。”于是俺也得到了最大化的效用。

也许有朋友会说俺这只是在搞笑。可是用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俺这是在做思想实验。俺假设了一种不合理的情况，然后看看在这种不合理的情况下会不会出现矛盾。按正常的理解，如果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是理性人才能够做出的选择，那么上面的这个例子中出现的情况，要么不是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要么就得承认这种行为也是理性的行为。也许有朋友说，那当然不是效用最大化的选择，你选择五个苹果比一个苹果效用更大不是？俺的回答是，俺愿意。俺就是三分之阿甘，俺的效用函数就是这个样子滴。你又不是俺，你凭啥说俺的选择不是俺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效用函数的基本原则就是不同的人效用不可比较。能够评价物品给某个人带来多少效用的主体，只是这个人自己。在你看来五个苹果比一个苹果效用更大，可在俺看来，五个苹果的效用就是没有一个苹果的效用大。俺的效用函数只有俺自己知道，别人没道理说三道四；俺选择了一个苹果而不是五个苹果，在俺自己看来就是最优选择，俺就是乐哈哈。谁能说俺不是效用的最大化？既然俺的效用是最大化的，那俺选择一个苹果而不是五个苹果的这种行为也就是理性的行为了。可问题是，对俺的任何一个选择的效用水平的判断，都必须是俺自己做出的，换句话说，俺是不是是理性地选择了最大化的行为，也只有俺自己才能进行判断，那么，俺的什么行为不是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呢？既然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种行为是不是效用最大化，都要由他自己进行判断，那么什么人的什么行为不是效用最大化行为呢？微观经济学在这里遭遇了麻烦。

 

问题还有更甚者。经济学告诉俺说，人们之所以选择效用最大化，那是因为人都是趋利避害滴，这就是人的理性。这事儿俺可一点儿也不糊涂。上高中的时候俺就学过，要是在一长条水滴的这头儿加上一丁点儿盐，本来在这头儿呆着的草履虫立马就往没有加盐的那头儿游过去。生物学老师告诉俺这叫动物的应激性，这是因为动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不光是动物，连微生物如细菌、病毒都有应激性。那个时候俺就是因为这只草履虫而表现出了极大的对生物学的兴趣，然后当上了生物课代表。如果趋利避害是理性使然，那是不是说连草履虫都有理性呢？你要说俺和三分之阿甘一样都有理性，这个俺不想否认；可你要是说俺和大肠杆菌一样都有理性，这个打死俺也不认。俺不相信有哪位朋友可以毫不脸红地说大肠杆菌和他一样有理性。俺不否认科学家在某些科普文章里边常常会说，这个小东西好象有理性似的，那个小东西好象有理性似的。可俺知道，那是一种比喻或者类比，也就是一种文学修辞。真要说这些科学家真地认为大肠杆菌有理性，同样打死俺也不信。

 

于是根据经济学的教诲，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不是人，不管是哪一种人，不管是智商160的天才还是只有25的白痴，不管是正常人还是精神病患者，他们所做出的任何一种选择都一定是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本来这一点俺还不太敢确定，可后来又冒出个“有限理性”的词儿来，让俺最终敲定了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纯属胡说八道的结论。有限理性这个词儿本是为了解决人们会犯错误这样一种现象的。它说的是由于俺获得的信息不完全，同时俺也不可能获得完全的信息，于是俺只能根据能够获得的这有限的信息来进行最优化的选择，于是从结果上来看，俺犯错误了。可要知道，俺本来掌握的信息就不完全啊，俺的这种错误的选择，本身却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做出的效用最大化选择。到这儿为止，俺是彻底明白了，效用最大化原则根本就不可能被证伪，它没有适用范围，或者说它的适用范围是无限大。任何一个人，对不起，俺说错了，任何一个生物，它的任何一种行为都一定是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在创造宗教，这个宗教的大神叫做效用。

 

俺对效用最大化的这个批判，考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纯粹的逻辑分析，没有任何现实应用的因素。也许会有朋友宣称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然后告诉俺说，不管效用最大化假说在逻辑上有没有问题，他就是相信这个假说，因为这个假说在现实中很好用也很容易用。对这种观点，俺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如果说不管它有没有错，反正俺就是相信，那俺就不是用一种对待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俺把它当作了宗教。如果你属于这种情况，那俺也就不和你争论了。俺只和那些把西方经济学当成是一门科学的人争论，因为俺也把它当成是一门科学。你要硬说你就把它当作宗教，俺虽然郁闷，可也无话可说。不过俺还是要说一点，既然你把它当作了宗教，那就不要再拿它当科学。俺信上帝，但是俺绝不会用什么数学、逻辑的方法来证明上帝存在。俺就是信他存在，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你说什么俺也都不管。第二个想法是，即使俺暂时接受了效用最大化假说，暂时不考虑它自身的逻辑矛盾，在应用它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五）批判之三：约束条件？

所谓的理性人假说，说的是“个人总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有哪位朋友对俺的这个解释不满，也请先说出来；如果没有什么反对意见，那么就可以往下进入俺对它的批判了。其实在这里俺倒不是对这句话本身有什么意见（俺的意见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俺是对现实的应用有意见。俺要提醒各位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这里的约束条件指的是什么。经济学告诉俺说，这里的约束条件，对消费者就是收入预算，对生产者就是等成本线。不知道各位朋友对这句话有没有意见。如果你对这句话完全没有意见，也就是说，你认为经济学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俺所说的也完全表达了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意思，那么请接着往下看俺的批判；如果你对俺的这种理解有意见，认为俺是在故意混淆“约束条件”和“经济约束条件”这两个概念，那么恭喜你，俺有点儿低估了你的逻辑判断能力。不过俺要说的是，俺在这里说的不是经济学如何如何，而是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在运用经济学理论时如何如何。所以，经济学在这里说的是全部约束条件也好，是经济约束条件也罢，与俺所要批判的重点无关。俺要批判的重点是，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仅仅考虑个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的经济约束，因此得到的结果是片面的，不能直接就说现实一定会出现这种结果，也不能直接把这种结果应用于现实。如果有哪位朋友说，只考虑经济约束所得出的结果一定是正确的，他可以参考俺在后面举的几个例子。

 

大概不会有朋友反对俺的这个说法：一个人在现实中不管做什么（经济行为的）选择，都不仅仅要考虑经济约束，同时还要考虑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家庭因素等等的约束。这就是说，构成个人行为的约束条件的，不仅有经济上的约束条件，还有其他方面的约束条件。如果把所有的约束条件总和起来看，也许俺可以说，一个人的行为，是他在自己所面对的整个社会状况对他构成的约束条件下做出的选择。如果有人反对俺的这个观点，也请明确地指出来；如果不反对俺的这个观点，俺就可以提出俺的下一个观点了，那就是：个人的决策，不仅是个人的自由选择的结果，同时还是他所面对的社会条件的结果。然而，西方经济学从来不提这回事儿。

 

学过西方经济学的朋友大概都会同意，西方经济学中好象没怎么提到社会约束这个词儿，在那里，个人的选择都是他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选择。看起来个人似乎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行为，但是俺要说的是，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它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给出的决策集合。换句话说，俺并不是随意地选择自己的行为，俺是在社会背景条件下选择自己的行为。这里，“社会背景条件”包括的范围很大，它包括俺在做行为选择时所经历的一切问题：这里边有俺的家庭环境、生活经历、经济状况、社会文化传统、政治背景等等一切俺的经历。如果俺不是生活在2004年，而是生活在1904年，那俺对经济行为的选择恐怕就和现在不一样，即使是针对完全相同的行为选择问题也是如此。

 

俺说这个的意思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个人的选择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就象马克思说的那样：个人总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俺的思想、俺的决定、俺的行为，俺的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俺所生活的社会背景。也许有朋友会说，那你自己的自由呢？俺不是不要自由，俺举双手赞成自由，俺的下一个行为选择应该完全由俺自己做出决策。但是俺清楚地知道，俺的一切思想，都不过是俺以前的全部社会经历造成的结果。要是俺打一出生就没有生活在这个“人”的社会中，那俺就没有这些思想，俺是狼孩儿；要是俺以前的经历有哪一次发生了不同的变化，那俺现在的思想也就会或多或少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把这个东东叫做路径依赖，可俺还是喜欢管它叫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换句话说，俺还是觉得马克思的那一套有道理，虽然叫路径依赖也没什么错。

 

然而这个事儿西方经济学很少去提，即便在路径依赖里提了这个意思，它说的也不清不楚。这个俺能理解，因为西方经济学从来讲的都是，个人是自由的，个人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自己的选择。言下之意就是，你穷吗？那是你自找的，可别赖这个社会。然而俺要说的是，俺穷，是因为俺不是富家子弟；俺是穷人家的苦娃娃，结果俺上不起学；俺上不起学，结果俺就成了文盲；俺成了文盲，结果俺就找不着一个月好几千块的工作，俺只能找着一个月200块的工作；就算是这个200块的工作，俺还提心吊胆地担心老板哪天不要俺了。另外，俺家穷，不是因为俺爹没本事，是因为俺爹也是穷人家的苦娃娃，本来还有一亩三分地，可是由于地主老爷要养羊，把俺家的地给霸占了。因为地主老爷要养羊而被霸占了土地的人家，俺们村儿还有百十户，为这事儿还死了人。后来有人把俺们村儿的这事儿叫“羊吃人”。

 

俺说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决定一个人贫穷和富裕的因素，不仅仅只有这个人是不是天才、这个人是不是运气好等等个人的因素，更多的是家庭、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尤其是，人的智力差别本来就没有什么天壤之别，大家都是一普通人，谁也不比谁差多少。俺之所以后来变得笨了，是因为俺从小就没受过什么教育。富人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而穷人的孩子则不行；富人的孩子从小就能接触到上层社会，因此有了很多穷人家孩子没有的机会；即使富人的孩子不依靠父母的财产生活，他因为有家庭财产、父母的社会关系为背景，也很容易去银行贷到自己创业的第一笔资金，穷人家的孩子几乎没有这个机会。当然俺这不是在否认有很多的人凭着自己的天分和努力，可以从穷人变成富人，可以从下层社会跻身上层社会。对这些俺不想否认，俺只想提一个问题：那些坚持说穷人在当前的社会中也可以获得成功的朋友，你是否做过实际的调查，穷人家孩子成功的比例和富人家孩子成功的比例，哪个更大？如果不用数据对这种普遍性的现象进行说明，只是去寻找几个穷人家孩子成功的例子，俺就不得不对你的出发点和分析问题的方式表示怀疑。然而西方经济学不考虑这些问题，它说的全部就是，你穷，是因为你自己不努力，你的时间偏好率高，你不懂得把钱节俭下来用做投资，你不要赖这个社会。这个说法就显得有点得了便宜又卖乖了。

 

也许会有朋友说，人家米国现在大部分人是中产阶级，大家的收入水平本来就差不太多，所以每个人面对的机会也都差不太多。俺对这种说法要说的是，第一，你没有调查，你说人家大部分人是中产阶级，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太多的说法本身就没有证据，俺不和没有证据的人争论。你要说俺没有证据，俺推荐你看一本书：《后工业社会的阶级》，作者是美国社会学家，Erik Olin Wright，这书已经出了中文版。那里边有他对瑞典和美国居民在八十年代收入水平、阶级地位等非常详细地实证研究。书中的数据，来自于当时很有名的一个跨国研究项目。俺对这种说法要说的第二点是，俺用这些事来表明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从不考虑个人决策的政治文化社会约束，它只考虑经济约束，因此西方经济学得出的结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可靠。俺不想否认西方经济学有着很好的解释现实的能力，俺只想说的是，西方经济学的结论，有很多不能不加思考地拿来就用。对这一点，俺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来。

比如说，俺见过一篇文章，提到60年代曾经有一篇论文说，种族歧视在资本主义不会存在。地球人都知道，60年代是美国反种族歧视高潮的一个时代，也是美国种族歧视最严酷的一个时代。这篇论文的论证过程完全是经济学的分析。这个分析是这样的：假定存在种族歧视，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黑人和白人同工不同酬，黑人干和白人一样的活，拿的工资却比白人低。由于企业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因此企业会倾向于雇佣黑人而不是雇佣白人，因为这样企业的生产成本将降低。于是在劳动市场上，黑人的劳动供不应求，白人的劳动供大于求。这会导致黑人的工资上升而白人的工资下降，最终当黑人和白人的工资水平完全一致时达到均衡。于是种族歧视不可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然而，它在这里忘了，决定是否存在种族歧视的，不仅仅有经济的因素，还有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凭什么只考虑经济因素呢？在一个存在种族歧视的社会中，雇用受歧视的黑人作酒店服务员，会让所有的白人拒绝到这家酒店进餐，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难道还会有白人酒店雇用黑人服务员吗？尽管黑人的薪水可能是白人的一半甚至更低。

 

也许有朋友会说，现在的制度经济学，已经开始考虑制度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俺有一个想法。制度经济学考虑的，更多的是具体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等等问题，而作为这些制度中最为根本的制度——财产制度，又会怎样影响个人的经济选择呢？这个问题制度经济学从来没有、大概也不愿去回答。大家都知道，当前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来源之一，就是科思关于产权制度的论述。而在那篇关于产权制度的文章里，科思提出了著名的定理：只要是明晰的私有产权，那么不管产权归谁，都不影响市场效率。换句话说，制度经济学考虑的，实际上是除了所有权制度以外的所有制度，唯独财产的私有权没有被分析；再换句话说，人们有意无意地，在回避私有权的问题；再再换句话说，私有权本身，是当代经济学研究的最大的禁区。其实，俺在这里还想说，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只是用来研究经济运行是不是有效率，它所得到的结果也只是：私有制是高效率的，公有制是低效率的。然而在俺看来，个人所面对的社会、文化、政治等等社会约束，不仅仅影响着个人的行为，而且还改变了个人的偏好结构和效用函数，正是这种更为根本性的改变，才让人们所面对的社会约束成为真正不能忽视的条件。

 

现在的经济学有一种倾向，就是拿经济理论来分析各种社会问题，从政治博弈到社会关系、从吃饭穿衣到结婚生孩子，恨不得把小便这件事也拿来经济分析一把。此之谓“经济学霸权”。然而俺就很有点儿看不惯这种做法。俺一直认为，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贝克尔是经济学的一大耻辱。不过说到经济学分析在人类行为中的应用，什么时候有时间俺倒是可以就小便这件事做一番经济学分析，还可以建几个模型，也能得出一些像模像样的结论来，而且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经验调查。真要有那一天，还仰赖各位看官给俺提供真实的原始数据。俺在这里先谢过了。

 

在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必须要明白俺的分析是经济学的，不是政治学的也不是社会学的。俺的分析仅仅是现实社会的一个很片面的分析，不能直接把经济学分析直接拿来用于现实，因为俺知道，俺的分析只是对人的行为的一个方面所做的分析，而现实是包含很多个方面的。俺不能用一个方面的分析来描述人的所有的行为，那样俺只会搞出不计其数的笑料。

 

（六）结语

说到这儿，俺想俺对西方经济学的牢骚也就说的差不多了。俺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俺并不是否认西方经济学的正确性，俺也不是想要打击各位对西方经济学的兴趣。俺只不过是说明，西方经济学有它的道理，但也是在一定条件下有它的道理，离开了这一定的条件，西方经济学可以是bullshit，也可以什么都不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俺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确是真理，就象俺同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条件下是真理一样。和很多人的观点不同的是，俺认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对同一社会现象——即人的经济行为的不同角度的考察。这就好象你从前面看这是高僧金毛狮王谢逊，俺从后面看这是牛屎谢逊一样。关于这个问题，不是俺在这儿要说的事儿，所以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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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0：这篇文章是我在网上和别人争论时的调侃之作，大约写于2004年5月份前后，此处略作了修改。若文中出现涉及时间的问题，以当时为准。

注1：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本身，很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剑桥的罗宾逊就曾对生产函数的问题提出过质疑。近来北大的余斌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微观经济学批判》。

注2：单个供给曲线加总为市场供给曲线，要注意合成谬误的问题。对个体成立的命题，对整体可能不成立。因此单个供给曲线的加总，实际上是有条件的。

注3：中高级的微观经济学对理性有着另外的解释。俺在这儿说的是现在的人们对“理性”这个概念的一般性理解，而不是那么一个学术表述。当然，俺认为，学术上的那种数学表述仍然是有问题的，但这超出了俺最初的目的，暂时打住。

P.S.俺最近看到这样一段故事。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新增了一个案例研究，其标题是“应该有人体器官市场吗？”曼昆援引了《波士顿环球报》上的一篇文章。该文章讲述了一个母亲为了救自己的需要换肾的儿子，将自己的肾（因她的肾与儿子不匹配）捐给了其他人。作为交换，她儿子在等待换肾者的名单上被排在了第一位，并最终换上了肾。曼昆就此发问说：既然这位母亲的这种做法被人们所称赞，那么她用自己的肾换取她儿子免费上学，或者一辆豪华汽车，是否也应受到称赞呢？尽管现行的法律禁止出售人体器官，但在这种交换中可以不出现现金，双方可以以捐献和援助的方式达到这种交换。接着，曼昆进一步说，人的两个肾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闲置，而有另一些人由于换不到肾而死去。如果允许人体器官与其他资源或物品一样自由交易，那么卖肾者得到了收入，虽然只剩一个肾但也能健康地活着，买肾者获得了新生，这不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吗？另外，有些人拥有一个闲置的肾走来走去，而另一些人却因为无肾而死去，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因此，曼昆证明了，允许人体器官的存在，允许人们自由买卖各种器官，既有效率又实现了公平，是自由贸易有利于双方的证明。

这个故事俺转引自“经济学家不能治国”。原文载于《读书》，2003年第11期。